紫阳书院始建于什么时候？明清两代闻名遐尔的杭州四大书院是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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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闻名遐尔的杭州四大书院是哪几个

杭州的书院自唐代始，至清代到达极盛，前前后后总共出现了约31所，其中以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四大书院最为著名。 现名为万松书院的敷文书院，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相恋之处，而今它已经成了杭州最有人气的书院之一.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当时名报恩寺。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清康熙帝为书院题写“浙水敷文”匾额，遂改称为敷文书院。现遗址尚存有“万世师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见“至圣先师孔子像”的石碑等物。 崇文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位于西湖跨虹桥西。

明朝巡盐御史叶永盛每逢春秋公务之闲暇，召集徽州籍子弟聚于跨虹桥西的湖面画舫中，现场出题考课，然后命各舟荡漾分散，称为“舫课”。叶永盛调离之后，徽商在跨虹桥西建院舍，称“紫阳崇文书院”。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题榜“崇文”，遂更名为“崇文书院”。

崇文书院后来毁于太平军战火，同治年间又重建，光绪年间，还引来海宁人王国维在此读书，王国维成名后，回来崇文书院讲过学。 紫阳书院原名紫阳别墅，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间(1703年)，由两浙都转盐运使高熊征及盐商汪鸣瑞等捐资建造，初名“紫阳别墅”，主要招收商人子弟。咸丰十一年(1861年)，院舍毁于战乱。

同治四年，得以重建，更名为“紫阳书院”。乾隆年间，学生多至三百余人。清代著名学者孙衣言曾在此主教，咸淳十一年书院舍毁于兵灾，同治四年重建，并改名为紫阳书院。

光绪十八年改为仁和县高等小学堂，院址今为紫阳小学学校。紫阳书院在城南紫阳山脚，与几个书院相比，最得山林野趣。幽径乱石，杂树繁花，提供探胜的乐趣。紫阳书院从1703年创建到1902年归并，有199年的历史。

紫阳是朱熹的号，清代书院里，很多省份都有紫阳书院，最有名的是苏州。苏州紫阳书院和杭州敷文书院地位一样，名列全国23所省级书院之中。乾隆皇帝曾经到各省级的书院巡视，杭州敷文和苏州紫阳都去过六次，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两所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由李鸿章选中俞樾作为山长，杭州的紫阳书院则是由俞樾的浙江同年挚友孙衣言掌印，这孙衣言的儿子就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孙诒让。

诂经精舍嘉庆六年(1801年)，由浙江巡抚阮元在原《经籍纂诂》编纂之地创建，阮元在《诂经精舍记》中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遂将书院更名为“诂经精舍”。

明清两代杭州四大书院是什么

中国四大书院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
（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

徽州书院有哪些类型，他们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徽州书院的分类徽州书院源远流长，数量众多，对于历史上的徽州书院我们可以按不同的标准来区分种类。首先，从书院的创建者来看，我们可以将徽州书院划分为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两种类型。

民办书院又可以分为三种，个人创建、宗族创建、数姓合创。柳溪书院、明善书院、桂岩书院、窦山书院等为个人创建的书院；明经书院、心远书院、集成书院等为宗族创建的书院；数姓创建的书院有开文书院等。其次，从教育受众来看徽州书院可以划分为四种。第一类是在徽州六县挑选“俊秀者”，为其提供学习研究的场所。

此类书院有古紫阳书院等。第二类是挑选一县“俊秀者”，为其提供学习研究场所，如问政书院、还古书院的皆属此类。第三类是聘请名师“以教乡之俊秀者”，这类书院大都为宗族创建或乡里书院。

第四来是塾学和义学性质的书院，如明弘治时李汛建的李源书院，割田二十亩入书院，“以助族之子弟能读书者”。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类和第二类属于层次较高的教育，而第三和第四类书院层次较低的教育，面向宗族子弟。徽州地区历史上就有崇儒重教的传统，书院创建者们重视徽州教育的发展，把兴学重教作为创办书院的目标。

徽州宗族各名宗右族为了提高宗族子弟的文化素质，或由宗族创建，或由宗族子弟输资创办。他们尊儒崇文，兴学重教,出资创建书院,为徽州书院的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书院创办者之所以如此兴学，大多是出于为宗族培养人才，“大吾门”、“亢吾宗”的目的。

紫阳书院集序

紫阳书院集序 乙亥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内，乃大新紫阳书院以明朱子之学，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于是校士程曾氏采摭书院之兴废为集，而弁以白鹿之规，明政教也。

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警劝之道，熊侯之意勤矣；兴废之故，程生之集备矣。又奚以予言为乎？然予闻之：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

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是故于父子尽吾心之仁，于君臣尽吾心之义。

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笃敬，惩心忿，窒心欲，迁心善，改心过，处事接物，无所往而非求尽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拥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规，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为学之方，又次之以处事接物之要，若各为一事而不相蒙者。

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谓“随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几一旦贯通之妙”也欤？然而世之学者往往遂失之，支离琐屑，色庄外驰，而流入于口耳声利之习，岂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诸士之请，而特原其本以相勖，庶几乎操存讲习之有要，亦所以发明朱子未尽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