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报刊是什么？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及现实意义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历史意义

1.“四不方针”宣告了《大公报》的独立报纸地位，是独立自由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2.“四不方针”的提出和实践，使得《大公报》成为中国近代史特殊政治环境下较为上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上公共领域，构建了一个能为大众代言的公共话语空间，是大众媒体的“公器”属性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上的一次较早的展现。

4.“四不方针”还具有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上的意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可成为新闻基本职业道德建设的有益借鉴。呵呵，很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而已，出任何问题都不负责的。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及现实意义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闻，又带条陈奏折味。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是什么？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郑连根 苏葵谈中国近代新闻史，不能不谈《大公报》；说起《大公报》，不能不谈它的“四不方针”。《大公报》是英敛之在1902年创办的，报名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创刊之初即以直言敢谏而著称，由此开创了中国民营报刊自由主义的先河。

1926年9月1日，“吴胡张”的“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的文章，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张季鸾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

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其时已经跟现代的新闻专业理论十分接近了。《大公报》之所以日后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是跟它有先进的新闻理念作指导密不可分的。

张季鸾时期《大公报》提出的“四不方针”具体时间是什么？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复刊第一天便以记者的名义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宣布“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决心办一张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任何政党的独立报纸，以“文人论政”的方式，为这张民营报纸开出一条新路，实际上就是“言论独立，不盲从，不受任何方面收买，不以个人谋私”。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对大公报的四不主义的理解

1926年9月1号，《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张季鸾总编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总之一句话，文人论政，不受约束，《大公报》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不依靠任何政党。

大公报“四不”方针所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以客观性、真实性、自由性、独立性为特征的新闻追求有意识共通之处，这正是今天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新闻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服务于全体人民。“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相比，大公报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

例如，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时，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客观分析；在国难当头，抗战在即时，能够冷静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在抗战烽火正烈，全国军民共御外敌时，能够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不一概而论、统统加以声讨。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大公报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它“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