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的弊端是什么？中国慈善事业的弊端

高调慈善的弊端是什么？

高调慈善弊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调行善曲解了善的本意。从中国乃至世界的总体形势上，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社会高调行善者多是具有很高财富资产的富翁们，在捐助社会方面，无非就是大把大把地撒钱。

普通人会认为行善只是社会上部分富人们的权利，从而使他们行善的思想弱化。缺少帮助他人的道德品质。 第二，从中国目前的个别富人的高调行善行为来看，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带头示范作用，良好的社会风气更无从谈起，所以，请对方辩友不要反复提到个别行为个体的高调行善行为会起到广泛的带动作用。事实上，这些个别的富人高调行善行为引发了众多普通民众的不满与抵触情绪，使仇富心理更进一步升级。

第三，高调行善并不会成为监督的有效手段，反而容易成为部分人贪污受贿、名利双收的手段。据新华社报道，南京慈善总会副会长潘锴红日前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批捕。这个在被捕前3天还高调出席慈善捐赠活动的“高调慈善家”，涉案金额高达5168.8万元。

这和某些被戳穿的“诈捐”看似有天壤之别，但实质上，这不过是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障眼法，借从他人手中不合法、不规范攫取的财富，为自己捞取名和利的双丰收。最后还是在有关部门的调查介入的情况下，事情才水落石出。 第四，从中国传统的行善理念来论证。

中国人历来讲究行善，与行善相伴的，同时还有“善欲人见非真善”等主张低调的行善理念。照顾受助者的尊严和情绪，除了是一种行善技巧，更是一种人文关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食嗟来之食”这些话也直接表达了受助者在被施舍过程中的尊严需求。

行善之后通过某种形式张扬自己的行为，本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个人的自由，我们不能对其进行道德设限。但若这种张扬利用了受助者的感恩心态，并把受助者与自己的高调进行捆绑宣扬，那么，这便是一种过了头的高调，也即人们所说的“暴力慈善”。

中国慈善事业的弊端

不透明也是一点慈善机构属于社会团体。社团也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或叫非营利组织。

上述社团制度有个很大弊病，就是其活动范围与活动能力，不是由法律规范，而是由行政部门（即民政部）决定。以慈善机构为例，李连杰基壹金计划，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目前在国内虽然颇有声势，但是民政部若要取缔它几乎轻而易举——而创立该基金计划的李连杰先生以及其他相关负责人，都无权继续以该基金计划的名义活动。慈善机构的“准政府”与“半政府”性质导致了慈善事业合法性的减损。政府垄断了从事慈善事业的所有合法渠道。

如果政府公信力强度高，那倒还好，社会上个体的慈善行为或可通过政府实现，也可通过这些“半政府”机构实现；一旦政府公信力受损，人们会因为质疑政府行为的效率和廉洁，而不愿意通过政府实现自己的善行，转而寻找其他途径。除了公信力问题本身之外，这些作为SGO组织的慈善机构，由于本身欠缺应有的权利能力，其相应的主动性和活力、创造力也都随之受损，这种权利能力受损的结果是，其效率和廉洁在实际上必然受损，其公信力本身打了折扣，其所受到的公信力减损既因来自政府的连带效应，又有自身固有的原因。因此，在这种“政府核准与管制”模式下的SGO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很难获得它们本该有的公信力。

这就严重影响了公民的社会活动，在慈善事业中就导致个体的社会性行善成本大大提高。在有些特定情形下，人们的行善成本之高足以让人们望行善而生畏，以致彻底打消行善的念头。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NGO组织都是“政府备案自由活动型”的，在政府备案的目的是可以得到法律与社会以及个体的合法支持，以及表示对法律负责——例如可以获得税收扣抵之类的优惠政策，而不是服从政府管制。

如果NGO机构的法律制度环境是“政府备案自由活动型”的，那么，它们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不受政府管制，它们一切活动的后果仅仅对法律负责，而不是某个对其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政府部门负责。这样的NGO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所应有的完整的权利能力，它们可以完全按照该组织自身的宗旨行事，而不必看任何政府部门的眼色，它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去为社会服务。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公信力，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它们的公信力是由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建立，并且随着社会效果的好差而变化，不是通过政府获得的。

目前，中国慈善机构正是由于尚属于“政府核准与管制型”的SGO组织，因而无法全面释放社会的行善愿望。人们的行善成本太高了，法律制度没有给人们提供足够的行善条件。

慈善对一个社会有害处吗?

没有害处，有很多事业单位都有“慈善一日捐”。我觉得本质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俗话说：积德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