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是什么？我国面临的多重压力有那些

三重压力是指的什么？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判断。这是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疫情蔓延、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阶段性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面对三重压力的其他简介在如今的形势下，关于经济专业的人才缺口比较大，除去部分行业领域，绝大多数的经济相关人才都在流失，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境外企业的对冲，导致很多经济方面人才供不应求，加上当下经济形势严峻，这与之前规划好的人才流量出入很大，所以尽早通过经济师考试显得至关重要。经济师有10个专业划分，每个专业都至少对应一个行业，以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专业为例，它们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职业，从业人员众多，社会通用性强，人才需求量大。又比如知识产权专业，2010年时，《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就将知识产权人才列为战略性急需紧缺人才。由此可见，当前市场对经济师人才的缺口是很大的。

我国面临的多重压力有那些？

我国面临的多重压力有这些；沉重的人口压力、资源短缺压力、环境污染压力。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报告指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稳经济、稳预期已经14年，长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在边际下降，同时叠加短期内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超预期冲击，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因此财政政策不仅要保持积极的态势，同时要注重自身的可持续性，在这两者兼顾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稳经济的“定海神针”的作用，才能为当前宏观调控创造出充足的财政空间。报告认为，今年还有3．8万亿的政策空间，这个基础上如果资金不够，不排除发行特别国债的可能性。我国的财政收支体系分为三个特征：一是一般公共预算中，有增量，税和非税收入。二是国有特定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

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内的空间和财政“家底”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比较充足，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可提供1000亿增量空间。

二是虽然政府性基金收入今年完成有压力，但房地产政策后续收入还是有一定保障。三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小，难以提供增量空间。四是社保基金有余额，但这个要专款专用，不能提供增量空间。

五是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结存利润仍有可上缴的空间。六是各级财政去盘活存量资产。2021年中国GDP增速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增多，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202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三重压力”的挑战。“三重压力”为何会持续存在，2022年“三重压力”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宏观政策又要如何应对以实现5.5%左右的GDP增速预期目标。

这些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需要研究与回答。“三重压力”产生的短期与中长期原因短期来看，2021年“三重压力”的产生主要与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密切相关。“需求收缩”的核心表现是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恢复偏慢。消费需求恢复偏慢主要源于疫情影响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持续低于平均数增速。

投资需求增长偏慢主要是受到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拖累。“供给冲击”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与能源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企业的生产约束加大、生产成本上升，突出表现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大幅上涨。“预期转弱”主要源于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减弱的大环境下居民与企业等微观个体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减弱。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的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等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

“三重压力”本质上是“三期叠加”压力的进一步延续。在疫情出现之前，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具体而言，导致“三重压力”产生的中长期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

首先，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缩”产生的中长期重要原因。过去10年，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攀升速度一直偏快，尤其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27.9%大幅上升至2021年末的62.2%。高债务压力下居民和企业不得不将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作用，从而导致“需求收缩”。

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 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 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下。

我们国家在过去很长时间，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是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驱动模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会继续持续下去。 从投资的角度看，我们过去一年的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在持续下降的。 我们知道，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项。

现在的情况是，这几个方向的投资增速，在过去的2021年都出现了下滑。 投资增速下滑，是去年经济增速逐季下滑的主要原因。这种趋势2022年也必须被扭转。

所以我们才看到，2022年一开年，货币和财政两端就开始同步发力了。 在2022年之前，我们讨论债务和杠杆率问题的时候，重点都是放在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上的。 持续的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体现在数据上就是过去的2021年，我们的整体债务出现了减少，宏观杠杆率出现了全面下降。 但是这种债务和杠杆率改善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不愿意扩大生产。居民不愿意消费，更不愿意借贷消费的倾向。

从不同类型居民贷款增速上，其实可以看得很明显。消费贷款是持续下滑的，但是经营贷款却在持续上升。 我们在几个热点城市看到疫情之后的房价上涨，很大部分都是经营贷推起来的，比如深圳、杭州去年下半年严查经营贷后成交持续畏缩。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债务减少和宏观杠杆率下滑，反应了企业和居民信心的缺失，这不是一件好事。

居民和企业部门，是实体经济里最重要的两个部门。 他们不愿意增加支出，而是赚了钱优先偿还债务，降低自身的杠杆率，本身就是对未来信心不足的的表现。 这也是为啥大家会看到，在经济工作会议中国家明确指出， 预期转弱 。 如果这种情况如果不被扭转，迟早会引发资产负债表式衰退，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

居民和企业都没办法加杠杆，在这种情况下，能继续加杠杆的，就只有政府部门了。 事实上美国在次贷危机以后，也是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支撑经济发展的。 如果观察日本的话，其实道理也差不多，也是政府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一路攀升。 不过在过去的2021年，我们国家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非常平稳甚至下滑的。

这也意味着在过去的2021年，财政端都处在一个消极的状态，并没有发挥刺激经济的作用。 除去投资增速下滑，消费的增长也并不理想。 前面提到的所谓 需求收缩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很多人希望在投资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消费能承担起促进经济增长的重任。 可是居民想要消费，需要手里有钱啊。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增长，也就谈不上什么消费的增长，手里没钱就没法花钱嘛。

然而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居民的收入增长状况并不理想。 投资和消费都不怎么理想，去年对经济增长刺激作用最大的，应该就是三驾马车里面的出口了。 疫情发生以后，海外各国工厂停工，导致大量的出口订单涌向我们国家。 从2020年到2022年初都是这个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

拿过去的2021年来说，这一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1.2%，用美元计价增长了29.9% 虽然在2022年的时候，出口部门的持续景气，依然会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2022年海外疫情状况出现缓解，各国都开始复工复产，全球的产能供给就会加大。 按照信达证券的预测，2022年我们的出口增速，会出现逐月回落。

这时候出口景气度下滑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不提早做好准备。 疫情以来，美国开启大放水，传导到大宗商品上的价格暴涨。我国的能源、矿产基本上依赖于进口，等于上游的原材料价格出现波动，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 供给冲击 。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1.加杠杆做乘数的工具现在已经没有了。从2016年中央开始进行大力金融去杠杆之后，过去为房地产的经济活动提供杠杆、创造债务的“影子银行”，包括信贷之外的各种隐性债务和杠杆工具，这些结构都已经被剿灭了。

2.加杠杆做乘数的利益机制也在消失。金融领域是中国反腐的重点领域，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单位，所以，过去创造杠杆背后的利益机制正在被打破，没有激励和动机去加杠杆，去堆积债务。
3.家庭层面的“六个钱包”预期发生变化。中共中央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未来方向的变革。

这个变革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财税体系正在发生系统性的变化，税收主体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出现明显变迁。征税主体从企业层面会逐渐向资产和资本的层面转移。坊间议论的房地产税或遗产税、赠予税，包括未来可能涉及的资本利得税，都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变革中纳入完善的体系，这些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家庭部门的跨期经济决策，房子是跨期经济决策中最主体的部分。

供给冲击，比如我们在推进双碳过程中，体制成本的外溢、形式主义的外溢在去年的煤荒电荒、拉闸限电对经济造成滞胀困扰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应对冲击、稳定经济的四大建议：
一.抗疫政策改善，从今天来看对于稳定经济具有全局性的意义。稳定经济的核心是稳定就业，而对就业改善重要的是改变疫情冲击下经济流量急剧下降的局面。

所以，接下来中国的抗疫政策如何从过去的行政抗疫、社会管控有效转化到科学抗疫，这对显著改善经济流量和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有效缓解在房地产下行周期压力释放的时间窗口下地方财政悬崖的压力。因为抗疫对社会的管制，正在耗费巨大的财政开支，这对于处于“财政悬崖”状态下的地方政府确实是不堪承受之重。最近出台的一些疫情诊疗方案的改变，恐怕是决策接下来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抓手。

二.要稳定中国能源基本盘，稳定煤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可再生能源的新增不计入能耗指标，原料用能不计入能耗指标，通过弹性化地处理双碳能耗，今年能耗指标的释放能增长8%以上。所以如何减少供给冲击恐怕是今年着手稳经济的重要一环。
三.针对预期信心减弱的方向，在政策方面要进行比较大的策略性调整。

尽管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变革的时间窗口，但阶段性策略调整恐怕是当前需要非常重视的方向。当前要以扶贫心态来呵护民营资本和私营资本的信心，这个方向恐怕我们要下大力气来做。
四.一定要重视外部条件，特别是全球格局。由于乌克兰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冲击，G2战略竞争格局的天平至少在这个时间窗口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样一个变化给中国所带来的潜在冲击和压力。

所以，我们要有含章可贞的开放态度，智慧地化解由于外部条件的恶化带来的种种压力。

大白话解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信号

上周末，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顺利闭幕。与往年一样，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通稿都会成为所有投行、券商以及其他第三方研究机构重点分析、解读的重要文件。

第一，经济的新压力——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了“三重压力”的概念。这三重压力分别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需求收缩主要源自于全球经济放缓以及经济后动缩减导致需求下降。简单来说，经济放缓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就会停滞甚至变成负增长。

同时，今年的物价全面上涨。受美联储大水漫灌政策影响，本轮通胀是全球性、全面性的物价上涨。那么，一方面是收入减少，一方面又是物价上涨，老百姓的消费激情自然降温。

当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减少后，全 社会 需求也就收缩了。而且，需求收缩的现象并非短期，在全球经济真正复苏前，这种发展趋势还将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供给冲击主要来自于疫情。

首先，疫情导致全球物流速度大大放缓。全球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是海运，而从去年至今年，全球海运物流遭遇重大冲击。且不论苏伊士运河堵塞这种小插曲，因为疫情导致全球港口货物交付时间大大增加。

去年至今年，做跨境贸易的还不如炒集装箱赚钱赚得多，集装箱价格从疫情发生前至今已经翻了好几倍。因为货物运输时间拉长，全球运力满负荷运载所能流通的物资也极其有限，这就导致供给受到冲击。除此之外，时至今日，世界上依旧有不少地区因为疫情停工停产。尤其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工业能力较弱，但资源较为丰富，不少原材料矿场就在那些地区。

而原材料开采的减少，一定会导致整个供应链萎缩。 预期转弱是上述两个问题的衍生。预期对标的是资本，因为资本的预期会演变成资本的投资行为，而投资行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自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后，世界各国都依靠投资支撑经济。

全世界的经济从生产驱动型经济变成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在眼下这种形势下，病毒不断变异，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丝毫没有预期转强的基础。 第二，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在谈到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的问题时，这次会议强调了一个新概念，“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提法很普通，也不难理解。

但是，这种提法对于经济转型的影响十分巨大。 众所周知，现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原有的经济结构一定会发生改变。然而，一谈到改变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怎么改变？ 这次会议强调了“先立后破”就等于否定了先破后立。

这两者的区别是先立后破是在原有的没有被打破之前就设立新的，新旧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并存。 在并存的过程中让市场选择、适应，并根据市场实际反应做出相应调整。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所以才配以“稳扎稳打”。

这个过程会较为漫长，而且较为复杂。因为在新旧共存体系下，会有一个比较，到底是新的好还是旧的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下，不断完善新的淘汰旧的。 而先破后立是立即清理旧的，让新的立即上位。

这是一种非常迅速的转变，过程非常短。相对的，此间包含的风险也十分巨大。因为谁都不知道新的到底存在哪些漏洞、哪些不足。

以前，我国的各种经济改革都是采用先破后立的策略。这也导致很多一些改革措施出台后，聪明的资本都能第一时间从中寻找到漏洞，并立刻政策套利。 因此，强调“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就是说，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是一个较为缓慢、并且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饭要一口一口吃。 第三，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这其实反映了当下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之所以把经济发展从原本的保发展改为稳字当头，是因为现今无论国内外的经济形势都与以前完全不同。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形势的变化都对未来经济构成了负面影响。

其实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未来的经济压力十分巨大，能“稳住”就是胜利。这也是暗示，明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发力点都会集中于较为困难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