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儒略为什么被称为西来孔子？谁知道叶向高是什么人

天主教身体神学与道教身体神学比较研究杂谈

自圣沙勿略东传天主教以降，而至于利玛窦布教于中国朝堂，天主教的中国化便已成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当然，中国化并非是指单以汉字汉语书写言说者，还需触及中国人性之根本，如天主教之希腊-罗马化者。

然查阅圣史，圣教欲化一文明民族者，未尝不先学其文字，待功夫渐成，复致力其典籍，渐成，则治学其思想者，大致以彼族神学与哲学为主。故圣奥斯定《天主之城》以辟希腊罗马诸民族宗教、哲学之妄为始，非为标签简化之论或夸张嘲讽之言，诚致力颇深故敢言之。否则，示彼族诸学人，必贻笑大方也。盖其说深究异教之理，有过则排之，有益则誉之，非始于扬己抑人之心，而独注目于真理之光也。

故奥斯定之学上能通柏拉图，中继安波罗修，非以杂糅处之，诚以圣教为公，天下莫不贯通。以其能希罗化者，故能化希罗，而成万世敬仰之功。其说，如原罪、先定、创造、善恶等义理，未尝不有希罗哲人味道，然不能说其为歪曲，而诚为圣教根底也。

利玛窦之入中华者，初以西僧自称，观彼释氏诸人清净如圣教修士也，非只为传教之便利。而后渐渐熟其教义，知其行与天主教相近，而精神则远矣。复致力中国典籍，知精神近者，儒也，故又以西儒自处。

以精神近者而广纳门徒，授洗无计。但并未忘记其精神远者，故利氏之学，善博引古儒，尤孔孟及其先者，而于秦汉后则不用，程朱陆王濂闽关洛之学则尤其贬之，以为去先圣甚远，而与释氏相近也。及至艾儒略，则究儒学更深，时人竟称其为西来孔子，故圣教于其大兴。

然，教则兴矣，教内于圣教儒化之可否更争论不休，后演为礼仪之争，终致圣教于中国禁绝。 察其所争根本，则五伦与天主之关系也，尤聚焦于君臣、父子。以儒学之究竟为五伦，五伦之上只有无言之天，故敬天必以五伦为通路，天与五伦并不冲突。而天主教者，敬有言之天，而于五伦之外复有敬天之道，即七圣事者，而七圣事则教会权柄也。

又称圣事敬天之道超乎五伦，而为人道之首，此必不能容忍于腐儒。又圣教内，有学士以为，无言之天不称天矣，则于儒者，五伦为天。于君、父、师（孔子），儒者以敬天之礼拜之，如罗马之皇帝为神而使百姓叩拜者，必拜偶像也。故倡议教宗禁绝中国教友一切上坟、祭孔、朝堂之礼，而教宗应之。

此说一出，有清皇帝震怒，以为天主教不伦之教，不尊君、尊父、尊师，而独尊非天、非君、非父、非师之罗马教皇者以为上首，故立意禁绝。直至满洲国年间，教宗方新发通喻，准行上坟、祭孔、朝堂之礼，止不可烧纸、拜仙佛而已。 嗟乎！五伦与天主圣教何矛盾耶？以圣经查之，天主圣父圣子圣神于人，可称为君、可称为父、可称为兄、可称为夫、可称为友，此以五伦敬天主之明证也。纵儒家有拜君、父、师之嫌，非其礼之罪，止其礼中有偏而已。

如烧纸者，本未见诸古经，后世造作而已。又如天子之称，以天有择君之权，惟德是辅也，非以君与天同类。而尊孔者，儒者皆知其非神明也。

返本归宗，莫不合乎圣教。而骤然尽禁之者，岂不考虑欠当？又儒者所恶，五伦之外，复增教会一伦，于经无考，邪也。岂不知儒门极重师生之义，而师生不存于五伦乎？故儒者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云云，以师生比附父子也，故仍在五伦之内。

而教会者，教宗与众徒可比之为君臣，司祭与信士可比之为父子，众信士则具兄弟姐妹也，信士佳偶者则有婚配，出家者以天主为夫为妻，教中修会则广聚天下豪杰为友，此五伦俱全也。故圣教者，非以五伦之外另设一非君、非父、非兄、非夫妻、非朋友之不伦不类之伦，诚同为五伦也。只是，教会五伦，天主之国救赎成全之预象也；世间五伦，天主之自然造化也，交相类比，并无冲突。有查于此者，则察圣多玛斯之言矣：天恩不与造化相悖，而成之也。

禁教之事，其也悲乎！盖其根本缘由，圣教学士未能根察儒学究竟，而儒者亦未明天主教所言。若交相明了，虽不能使二教合一，必也免禁教之祸，而能使圣教广传矣。盖圣教之化希罗者，以天主为希罗之人最重之逻格斯、根本智也。

而我中国人，最重者即五伦也，岂不知天主亦五伦之至极与根本乎！深察逻格斯者，必也能动希罗人之深心，深察五伦者，岂不更动中国人之心乎！ 且中国非止有儒教，更有释老之学为辅。然释之所以立者，以解脱烦恼苦难为根本也；老道之立者，以此身之长生久视为根本。而此二义，不与五伦相交，则为中国人，邪妄也。故佛家必言，解脱者，非止利己，更利父母也，利君国也，利兄弟也，利朋友及群生也。

而道者必言：一人得道，虽鸡犬而能升天，何况大君、父母、兄弟、夫妻、朋友乎！故虽佛老，必言忠孝，明矣。 天儒同异，古世当世学人察究者多矣，其理渐明。天佛同异，古学者以辟佛为向，今者则渐能深察，知佛虽立于真空，而于三一真道，其亦能通。

盖欲知二教之根本区别者，必也先论二教之同处，此所谓种加属差以究本质之理。若不能见同，则必不能察异，不能察异，则或以为二教全然相异，以其故不能深。

谁知道叶向高是什么人，有什么事迹？

叶向高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公元1559年)，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福建福清人。父亲叶朝荣官至养利知州。

后被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不久，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右侍郎。“妖书《续忧危蛇议》”一案兴起后，他上书首辅沈一贯，力请不要株连无辜，引起沈一贯的不满，因此受沈抑制，以致他九年未得升迁。沈一贯罢职后，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辅。

次年，首辅朱赓病死，他升为首辅。当时，神宗已久不视朝，阁臣李廷机又因受舆论攻击，居家不理政，内阁中仅剩叶向高一人。面对朝政混乱，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他力奏增加阁臣，补充其他空缺官职和停罢矿税，前后上奏达百余次。叶本人是东林党元老，但为官多年，行事力求稳妥，和浙党也能相安。因此他也几次调解党派纷争。

但因党派之间积怨已深，他的调停也难见成效。经过多次的调停失败，叶向高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便坚决请求辞官，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致仕。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家居六年后的叶向高被召为首辅，但未等他有所作为，光宗就病死了。

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叶向高晋中极殿大学士，第三次担任首辅。熹宗幼年登基，受其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操纵。魏忠贤执掌司礼监，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兴风作浪，先后将吏部尚书周嘉谟、大学士刘一燎等一批正直大臣逐出朝廷。叶向高为人光明磊落，扶植贤良，极尽所能地保护了帅众、陈良训、熊廷弼等一批朝臣幸免于难。

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力强盛，开始大杀东林党人，凡朝中正直之士，都被加上东林党的罪名，或流放、或杀害。魏忠贤的党徒王绍徽还编制了黑名单称《东林点将录》。叶向高因是朝中清流的代表，被列为东林党首魁。叶向高眼见黑云压城，自己又独木难支，遂于同年七月致仕。

公元1627年，熹宗去世，叶向高亦于同年病逝，享年 69岁。思宗(崇祯帝)即位，在诛杀了魏忠贤后，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号为文忠。明朝“三朝元老”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又字台山，“工诗文，精棋艺”是人所共知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应召前来中国布教。

1598年9月7日抵达北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再度赴京，次年1月24日获准定居下来。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利玛窦，并与利玛窦切磋围棋技艺，双方围绕围棋问题展开过探讨，其乐融融。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升任内阁首辅后，又在北京私宅中款待利玛窦，再次通过围棋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在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围棋之事做了记载。据说，这些文字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围棋进行记录。

叶向高为结识学识渊博的国际友人感到高兴，欣然写下《诗赠西国诸子》一诗相赠：“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

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

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该诗手稿现保存法国国家图书馆。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

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愿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也希望皇帝能赐地埋葬利玛窦。但假如这样，就等于认可了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外国传教士经过协商，便以一个西班牙神父的名义，向皇帝呈上奏疏。

明神宗是个懒惰成性的人，素来疏于批阅奏章，第三天才将奏疏批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让其按惯例处理。叶向高由于曾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便吩咐手下把奏章从户部调出，转由礼部处置，利玛窦最后被准许葬。

叶向高的主要事迹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公元1559年)，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福建福清人。父亲叶朝荣官至养利知州。

后被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不久，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右侍郎。“妖书《续忧危蛇议》”一案兴起后，他上书首辅沈一贯，力请不要株连无辜，引起沈一贯的不满，因此受沈抑制，以致他九年未得升迁。 沈一贯罢职后，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辅。

次年，首辅朱赓病死，他升为首辅。 当时，神宗已久不视朝，阁臣李廷机又因受舆论攻击，居家不理政，内阁中仅剩叶向高一人。面对朝政混乱，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他力奏增加阁臣，补充其他空缺官职和停罢矿税，前后上奏达百余次。叶本人是东林党元老，但为官多年，行事力求稳妥，和浙党也能相安。因此他也几次调解党派纷争。

但因党派之间积怨已深，他的调停也难见成效。经过多次的调停失败，叶向高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便坚决请求辞官，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致仕。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家居六年后的叶向高被召为首辅，但未等他有所作为，光宗就病死了。

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叶向高晋中极殿大学士，第三次担任首辅。熹宗幼年登基，受其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操纵。魏忠贤执掌司礼监，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兴风作浪，先后将吏部尚书周嘉谟、大学士刘一燎等一批正直大臣逐出朝廷。叶向高为人光明磊落，扶植贤良，极尽所能地保护了帅众、陈良训、熊廷弼等一批朝臣幸免于难。

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力强盛，开始大杀东林党人，凡朝中正直之士，都被加上东林党的罪名，或流放、或杀害。魏忠贤的党徒王绍徽还编制了黑名单称《东林点将录》。叶向高因是朝中清流的代表，被列为东林党首魁。叶向高眼见黑云压城，自己又独木难支，遂于同年七月致仕。

公元1627年，熹宗去世，叶向高亦于同年病逝，享年 69岁。思宗(崇祯帝)即位，在诛杀了魏忠贤后，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号为文忠。 明朝“三朝元老”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又字台山，“工诗文，精棋艺”是人所共知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应召前来中国布教。

1598年9月7日抵达北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再度赴京，次年1月24日获准定居下来。 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利玛窦，并与利玛窦切磋围棋技艺，双方围绕围棋问题展开过探讨，其乐融融。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升任内阁首辅后，又在北京私宅中款待利玛窦，再次通过围棋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在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围棋之事做了记载。据说，这些文字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围棋进行记录。

叶向高为结识学识渊博的国际友人感到高兴，欣然写下《诗赠西国诸子》一诗相赠：“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

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

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该诗手稿现保存法国国家图书馆。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

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愿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也希望皇帝能赐地埋葬利玛窦。但假如这样，就等于认可了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外国传教士经过协商，便以一个西班牙神父的名义，向皇帝呈上奏疏。

明神宗是个懒惰成性的人，素来疏于批阅奏章，第三天才将奏疏批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让其按惯例处理。叶向高由于曾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便吩咐手下把奏章从户部调出，转由礼部处置，利玛窦最后被准许葬。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有哪些？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

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当时，罗马教廷为了配合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在葡萄牙当局的支持下，通过澳门，向中国派出了成批的传教士，以便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他们决定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并“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以上引文见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

“司铎”：sīduó，天主教对神父的另一名称）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但他们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得多的欧洲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李约瑟语）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才济济。来华初期，他们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并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统一，藉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国的土壤。

明清之际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对来华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视，不光容许他们从事正常的教务活动，还注意利用他们的才能，广泛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康熙帝就曾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上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

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其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一日间断。尽管传教士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也并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

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各国募集来西文著作7000余部；1629年，科学家李之藻编印了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科学著作。这样，就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当然也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yì）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xī，清楚、明白）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砥：dǐ，磨、磨练）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

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传入中国的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中国是农业国，因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科学首先受到重视。利玛窦生前，把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

公元1575～1620年）介绍给了徐光启。熊三拔1606年来华，在北京随利玛窦学习汉语，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

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的。

该书初版于1633年，1742年改为《授时通考》，以78卷行世。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来华，曾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后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他的机械工程学著作《远西奇器说录最》（3卷，简称《奇器说》），在王征协助下编译成中文，于1627年在北京刊印问世。该书所录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收录：切就是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就是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就是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者。

此书康熙时被收人《古今书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曾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据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轮机》一书中提出的设想，于1678年进行了蒸汽动力试验，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火炉，用煤点燃，井用齿轮把后轮与中轴相接，以推进行走。他还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车的行走方向，从而大大改进了布朗加的设计。

南怀仁还著有《熙朝定案》三卷，编录各种工程技术，极有实用价值。明代中叶，随着耶稣会士来华，钟表便作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层流行起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Ruggieri）送给广东制台（制台，官名，制军的别称，清代对总督的称呼）陈文峰一台大自鸣钟，且把它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在利玛窦进贡北京的礼品中，自鸣钟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

1613年，金尼阁曾返欧洲，其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公爵赠送的一架既能表现天体运转、又能指示时刻的仪器。1621年回到北京后，金尼阁把这架仪器进呈宫廷。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书。

该书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其第三集详论钟表制造，并附四页。当时，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