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EIC的全称是什么？PHEIC意味着什么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什么意思？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公共卫生风险，并有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PHEIC是为了面对公共卫生风险时，既能防止或减少疾病的跨国传播，又不对国际贸易和交通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使相关国家地区遭受经济损失。

发布后有效期为3个月，之后自动失效。扩展资料：确定流程：世卫组织总干事应根据最接近正发生的具体事件的专业和经验的领域，从“《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中选出若干专家，组成突发事件委员会（又译为“紧急情况委员会”），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是否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是，病毒是否具备持续的人际传播能力。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征求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最终决定某一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某种疫情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WHO总干事和各成员国需要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应对危机。根据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各成员国均负有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责任。在这之后，WHO总干事有权力向其他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它们不要在疫情爆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爆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限制，就形同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制裁，这可能会使疫情爆发国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另外，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会发布一个临时建议，包括各国对人员、物品及交通工具应采取的卫生措施。并协调全球人力物力，必要时给予发生PHEIC地区指导与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等。

PHEIC意味着什么？

被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后，该定义暗示出现了如下一种局面：当前事件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并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1.影响事件是否构成PHEIC的因素疾病感染病例、死亡病例、传染性、治疗效果、疫区人口密集程度；病情发展速度；是否传出国境；是否需要限制国际旅行及贸易等。

某种疫情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相当于向世界各国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应对行动，疫情将无法被妥善控制。各国政府还应评估采取重要社会干预的必要性，例如关闭学校或取消大型集会，甚至对特定地区实施旅行禁令等。扩展资料
1.PHEIC简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的定义，PHEIC是指按特殊程序确定的不寻常公共卫生事件，即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并有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2.PHEIC来源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是21世纪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各国在这次事件中意识到，当前人员流动速度快数量大，今天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明天就可以分布到世界各地。公共卫生安全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事情，已经成为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问题。

新冠英语是什么？

新冠英语是2019-nCoV、SARS-CoV-
2.�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未提及“武汉”。

针对病毒的命名，世卫组织新型传染病和动物传染病代理负责人科霍夫（Maria D. Van Kerkhove）表示，世卫组织现在没有时间讨论病毒的命名，待有时间会进行这项工作，目前仍称之为2019-nCoV。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名为“SARS-CoV-2”。扩展资料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界卫生组织3月11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已经构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

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0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PHEIC和疫区国有什么区别？

PHEIC和疫区国有以下不同：概念不同、时效不同、影响不同。
1.概念不同PHEIC不是对相关部门采取防治措施的评价，而是代表疾病所在地区及国际的疾病风险，以及对加强和协调疾病控制的需要。

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是指病毒或病菌所能传播的国家或地区，疫病流行区的范围大小受传播方式和环境条件的限制。
2.时效不同PHEIC临时建议有效期是三个月，三个月后自动失效，意味着每三个月就会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是指病毒或病菌所能传播的国家或地区的时效是没有一个评价标准的，因为动物的传播范围根据它们活动的幅度大小而定，当传染源病数目达到一定数量，而且相互交叉、扩大、重叠时形成疫区。
3.影响不同世卫对PHEIC的宣告并不能授权国际社会针对疫情发生国进行任何强制性的干预措施。

世卫给出的建议，即使是涉及到与旅游和贸易相关的限制，也都不是强制性的。其给成员国给出的贸易及出行警示建议也仅仅是建议，并不是强制措施。别国是否会与中国进行贸易，以及是否会对中国人出行实施限制完全取决于人家对疫情严重程度的判断，而不是是否被宣布 PHEIC。

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是指病毒或病菌所能传播的国家或地区控制更严格，从疫区出口的货物也将面临更加严格的检验和检疫。

直面疫情｜武雅斌：“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力量”

FOCUS 1月25日，PSA（标致雪铁龙集团）宣布将撤离38名员工，拉开了跨国车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帷幕。随后，在武汉及周边设有工厂的 汽车 合资企业，如东风本田、东风雷诺、上汽通用等都采取了将外籍员工撤出武汉的举措。

“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的进展，如果当前的情况继续下去， 汽车 产业的供应链将会中断。” 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沃尔克马尔·邓纳尔（Volkmar Denner）在接受欧洲 汽车 新闻采访时指出。 一般而言，一国发生重大疫情，通常首先直接影响人员来往和贸易，这当然也会间接传导到投资。 但真正影响跨国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一国的综合营商环境，二是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

从长期看，我认为中国在这两方面均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从营商环境看，跨国投资者主要考虑的是在一国投资的政策确定性和经济可行性，也就是长期回报的问题。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世行等国际机构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排名持续上升，《外商投资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为中国营造更开放、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因此，即使在全球投资低迷、各国竞争激烈的背景下，2018和201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逆势上涨，保持了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这一因素并未由于疫情的爆发和PHEIC的公布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对经济而言，“确定性”最为关键。

疫情的公布大大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道琼斯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在WHO消息发布后短时内均止跌回升的市场反应，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突发疫情，一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应对能力、执行能力，都会经受全面考验，并会作为考察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影响到未来投资者的信心和投资决策。

中国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和政策及积极努力有目共睹，WHO多次表态“充分认可中国的努力”，“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十分有信心，也相信中国有能力尽早控制疫情”。后续的影响，还要看疫情的发展和防控的实际效果。 一般而言，WHO关于PHEIC的建议，亦会随疫情的发展而做相应调整。 因此，这种影响不会是长期的。

当然，短期内疫情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面应该还是比较大的，但规模程度可控，影响时间不长，更与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关。 以2003年“非典”为例，2003年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较一季度下滑2个百分点，待疫情消退后即大幅反弹，全年GDP仍实现了较高增长。而当时“非典”疫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口和消费上，出口和投资增速均未出现明显下降。 2009年，美国甲型H1N1流感爆发，4月25日WHO宣布该疫情为PHEIC（2010年4月疫情基本结束）。

这期间，美国对外贸易大幅下滑，2009年4至8月均同比下降30%左右，但年底即出现扭转（2009年12月同比增长8.2%）。同样，受疫情影响，2009年美国吸引外资同比下降52.8%，从上年3410.9亿美元大幅下降至1610.8亿美元，不过2010年即在低基数上实现了63.9%的高增长，恢复到2640.4亿美元，并在其后4年保持了大致相同的水平，为2015至2016年的引资高潮打下了基础。而2015至2016年，南美寨卡病毒被列为PHEIC，巴西仍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武雅斌： 前面提到，在投资决策中，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重要，它关系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技术可行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度全球化，已形成跨越国界的价值链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生产过程，使不同的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具备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行业齐全、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在16个制造业门类中的12个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价值链，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都难以被替代的价值链网络。 因此，即使在中国人口红利削弱、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再明显，以及欧美发达国家提出“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不惜利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手段进行要挟的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甚至在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的直接影响下，绝大部分跨国企业采取的也仅仅是“中国+1”的海外投资布局模式，仍把核心生产能力留在中国。

这正是由于短时间内调整包含千千万万个零部件供应商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相反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助力下，未来的生产制造具有向消费地转移的趋势。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和 汽车 市场，消费升级和扩大进口的政策更吸引着全世界有眼光的投资者。

单武汉一地，借助“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性和中部地区的枢纽地位，就吸引了美国通用、日本丰田和日产等车企和法国在华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资。 更多的跨国企业被中国这个潜力巨大而无法忽视的国内消费市场所吸引，“用脚投票”，反而选择在中国加注投资。 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力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专家认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过去40年中并没有改变，而是可能增加”。

有些国家正是忽视了工业制造业在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中的支柱作用，过早“去工业化”，过度金融化，“脱实就虚”，从而造成了本国产业“中空化”的困境。从这个角度讲， 与短期的疫情相比，中国庞大的供应网络和市场潜力，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营商环境优化步伐，以及逐年提高的劳动者素质，才是跨国企业在“押宝中国”的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某些人期望出现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归”的现象，大概率会落空。

武雅斌： 首先，信心最宝贵。 经济走向很大程度上受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大众情绪影响。在压力下，要引导投资者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其次，政府要应对有序。

可以适时根据实际需求采取一些逆周期的调节和对冲政策，如财税减免、补助贴息、基建支出、国债支持等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扩大进口和鼓励消费的政策，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科学评估政策的叠加效应，不能“用药过猛”，过犹不及。